一名赤身爬行、形似野兽的幼童,趴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台阶上啃食食物,身旁是沉默的父母。这一幕被镜头捕捉,迅速点燃全网震惊。这不是电影情节,而是10月15日发生在四川雅安的真实场景。当公众还在追问“这是被拐儿童吗”“孩子遭虐待了吗”,官方回应却出人意料:这是一个正常家庭,孩子未受虐待,只是被以“回归自然”的方式养育。
这起事件的核心,不在于猎奇,而在于警示:一个三岁尚未上户口、不会直立行走、不穿衣、不说话的孩子,是如何在社会系统中“隐形”至今的?他的出现,不是偶然,而是儿童保护机制失灵的必然暴露。
我国早已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。2021年修订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明确规定,学校、社区、医院等机构在发现未成年人面临监护缺失、脱离教育、生活异常等风险时,必须立即报告。孩子不上学、不上户口、身体状况异常——每一项都应触发预警。可现实中,这些红线竟被逐一绕过。从出生登记到疫苗接种,从村居走访到教育入学,十几个可能的干预节点,全部失守。
有人辩称,这是家庭教育自由。但自由有边界,儿童不是父母的私有物。自然教育不等于放任自流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,尊重天性不能以牺牲社会性为代价。一个无法与人交流、不具备基本生活能力的孩子,未来如何生存?所谓“回归自然”,实则是将儿童隔绝于文明之外,剥夺其发展权与受教育权。这不是教育选择,是系统性忽视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,这不是孤例。此前已有“狼孩”“猪孩”等极端案例,均因长期封闭养育导致不可逆的认知损伤。而每一次,社会都是在孩子已严重脱离常轨后才被动介入。我们的保护机制仍停留在“事后救援”,而非“事前拦截”。社区走访流于形式,学校控辍保学难落地,基层人员缺乏识别能力,报告意愿不足——制度的网眼太大,漏掉的往往是沉默的弱者。
必须让强制报告真正“强制”起来。应细化对“非常规养育”的识别标准,培训基层工作者对高风险家庭的早期评估能力。对长期未登记、未入学、未接种的儿童,系统应自动预警。同时,强化问责机制,对瞒报、漏报造成后果者依法追责。保护儿童,不是干涉家庭,而是防止家庭成为法外之地。
孩子的沉默,不应成为社会的盲区。每一次视而不见,都是对制度的侵蚀。我们不需要更多的“野人小孩”来提醒自己失职。儿童保护的底线,不是他们变成“非人”之后的拯救,而是在他们第一次被忽视时,就有人站出来说:“这不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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